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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记忆中的遵义会议
发表时间:2015年01月14日 23:11 稿件来源: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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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摘自:《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作者:叶永烈,出版:广西人民出版社太阳的余晖渐渐隐没在玉屏山后,遵义的街头变得冷清起来。寒风吹拂着徐徐而流的湘江。从新城的古寺巷深处,抬出一副担架,上面躺着王稼祥。颀长的毛泽东和戴近视眼镜的张闻天随着担架,在警卫们的护送下,走过店铺簇拥的丁字口,走过湘江上的石桥,子尹路就在眼前了。柏公馆楼上,跟周恩来的卧室只一墙之隔的客厅,已经生好炭火盆。客厅正中是一张长两米、宽一米的长方桌子(柏家的餐桌),用土漆漆成板栗色,四周是近十几把藤心木把椅子,还有好多只木凳。另外,还特地放了一张抽脚藤躺椅(即藤躺椅下方有一张可伸可缩搁脚用的竹凳),那是虑事甚细的周恩来嘱人找来,为王稼祥预备的“专座”。

 

  一盏带白色荷叶边灯罩的美孚煤油灯已经点亮,挂在天花板正中,射出黄晕的光芒。桌上放着烟灰缸和茶杯,没有热水瓶,只有一把铜壶正放在灶间的煤炉上。

 

  从前线赶回的林、聂住在附近,彭、杨住在柏公馆楼下。只是李卓然、刘少奇尚在途中。吃过晚饭后,人们陆陆续续来到客厅。当毛、张、王从新城抵达这里时,与会者差不多到齐了。这时,墙上挂钟发出当、当七声响,会议也就开始了。

 

  毛泽东和张闻天,紧挨着那张藤躺椅而坐。藤椅在挂钟的下方。李德远远地离群而坐,坐在门口那儿,伍修权紧挨着他而坐。博古和周恩来坐在会场中心。会议由博古主持。其他的出席者,随便找个椅子、凳子坐。正中墙壁上,挂着一张马克思的像。博古的自我感觉似乎不错。他在宣布开会之后,就拿出一叠纸,开始作报告。因为事先定下会议的议题是对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的第一阶段(即从江西出发至攻下遵义)进行总结,博古的报告围绕着议题,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一五一十地进行总结。博古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却不去检讨“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博古的报告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他的报告被称为“正报告”,又称“主报告”。博古的报告结束之后,作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作“副报告”。周恩来是中央军委负责人,着重谈军事问题,他检讨了“三人团”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博古和周恩来报告的不同倾向,连李德也听出来了(伍修权在他的一侧给他现场翻译)。他在《中国纪事》中写道:“博古把重点放在客观因素上,周恩来则放在主观因素上……”李德的这句话,倒是颇为准确地概括了“正报告”和“副报告”之间的不同。周恩来的“副报告”,讲了半个多小时。接着,博古希望与会者对正、副报告加以讨论——直到这时,博古仍在按照他事先预想的会议程序在进行着。博古的话音刚落,张闻天马上开始发言。张闻天从衣袋里掏出一大叠纸头,清楚表明他事先作了充分准备,写好了发言提纲。如杨尚昆所忆:

 

  他作报告时手里有一个提纲,基本上是照着提纲讲的。这个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三同志的集体创作而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为主导的。杨尚昆:《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一九八五年八月九日。毛泽东在长征开始时提议毛、张、王在一起行军,入遵义后三人又同住古寺巷,长时间切磋,其结果便是张闻天手中的这份发言提纲。写过长篇小说的张闻天,思路清晰,擅长表达,他的发言一下子就震动了会议。他的发言,大体上也就是后来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张闻天 111c 的第一句话,就使博古和李德吃了一惊。他说:听了博古同志关于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和周恩来同志的副报告之后,我们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张闻天的报告,打乱了博古的会议程序。他一口气也讲了一个来小时,完全持与博古相反的观点,人称“反报告”。张闻天指出:博古同志在他的报告中过分估计了客观的困难,把第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同时对于目前的革命形势却又估计不足,这必然会得出客观上第五次“围剿”根本不能粉碎的机会主义的结论。张闻天把博古的正报告称为“机会主义”,把博古一下子镇住了。李德大口大口地抽烟。张闻天照着提纲发言,指名道姓地批判博古、批判李德。以下的这些非常尖锐的话,均摘自后来由张闻天写成的遵义会议决议之中:由于对堡垒主义的恐惧所产生的单纯防御路线与华夫同志(即李德——引者注)的“短促突击”的理论,却使我们从运动战转变到阵地战,而这种阵地战的方式仅对于敌人有利,而对于现时工农红军是极端不利的。

 

  我们突围的行动,在华夫同志等的心目中,基本上不是坚决的与战斗的,而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博古同志特别是华夫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特别指出博古同志在这方面的严重错误,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他对于华夫同志在作战指挥上所犯的路线上的错误以及军委内部不正常现象,不但没有及时的去纠正,而且积极的拥护了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博古同志在这方面应负主要的责任……

 

  张闻天的一席“反报告”,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日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迸发了。幸亏进了遵义,香烟有了充足的供应,使李德可以一根接一根地抽着。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对他的当面的尖锐批判。博古则埋头记笔记,张闻天的“反报告”,完全超出他的意料。虽说他想同志们可能会对他的报告提出一些意见,但他绝未想到是这样彻底地否定他的报告……“正报告”、“副报告”、“反报告”,这三个报告构成了遵义会议不寻常的旋律。

 

  毛泽东也在大口大口地抽烟。平日,他在各种会议上,如同他指挥作战一样,喜欢“后发制人”,总是等大家都讲得差不多了才发言。这一回,却一反常态。当张闻天刚刚结束了“反报告”,毛泽东就开腔了。

 

  毛泽东手里也拿着几张纸。不过,那不是发言提纲。他的意见早已烂熟于胸,用不着写发言提纲。那纸上的字,是博古作“正报告”时,他随手写下的一些需要加以批驳博古的观点。在与会者的印象中,毛泽东的发言时间最长,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的发言,要比张闻天幽默、辛辣,不时使会场爆发揶揄的笑声——唯有博古和李德不笑。很遗憾,迄今未曾查找到毛泽东发言的原始记录,不过,周恩来回忆,毛泽东的发言用了三个“主义”概括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即“先是冒险主义,继而是保守主义,然后是逃跑主义”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

 

  毛泽东概括的这三个“主义”,颇为深刻:“先是冒险主义”——指的是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继而是保守主义”——指的是广昌之役,阵地战,堡垒对堡垒;“然后是逃跑主义”——仓促突围,实行逃跑。

 

  周恩来回忆,毛泽东说这次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陈云则回忆:“毛主席讲得很有道理。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陈云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见遵义会议纪念馆同志的讲话。据遵义会议纪念馆资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他的话形象而又生动:“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么蠢人,不知此理,拒绝睡觉,他明天就没有精神了,这是蚀本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毛泽东用了这样一段话回顾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起劲地反对“游击主义”的同志们说:诱敌深入是不对的。放弃了许多地方。过去虽然打过胜仗,然而现在不是已经和过去不同了吗?……现在我们的国家已经成立了,我们的红军已正规化了。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是国家和国家作战,大军和大军作战。历史不应重复,“游击主义”的东西是应该全部抛弃的了。新的原则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过去的东西是游击队在山里产生的,而山里是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新原则和这相反,“以一当十,以十当百,勇猛果敢,乘胜直追”,“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两个拳头打人”。敌人进攻时,对付的办法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先发制人”,“不打烂坛坛罐罐”,“不丧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决战”;是短促突击,是堡垒战, 5564 是消耗战,是“持久战”;是大后方主义,是绝对的集中指挥;最后,则是大规模搬家。并且谁不承认这些,就给以惩办,加之以机会主义的头衔,如此等等。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环境顺利时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狂热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现;环境困难时,则依照情况的变化依次变为拼命主义、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

 

  毛泽东的一席宏论,层层剖析,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实际上,他的长篇讲话,才是遵义会议的真正的“正报告”、“主报告”。在毛泽东讲毕之后,王稼祥从躺椅上欠起,站了起来,激动地发言。周恩来劝他坐下,他就坐着讲。遵义会议是王稼祥提议召开的。前些天,有人劝他:“你正生病,会议不必参加了。”他答道:“这是头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我要坐担架去开会!”王稼祥的发言很干脆,直截了当地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王稼祥的发言,是对毛泽东的有力支持。后来,直至在“文革”中,毛泽东提及王稼祥时,仍说他在遵义会议上投了“关键的一票”。毛、张、王接连放了三炮,使博古和李德自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已经动摇了的地位,彻底动摇了。就连李德在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中也写及,毛泽东的报告在会上得到“以掌声和欢呼声”所表达的支持。然而,在这“掌声和欢呼声”中,忽地冒出冷冷的反问声。这声音是在王稼祥提议红军应由毛泽东指挥时发出的:“老毛懂个啥?他懂马列主义?他懂军事?他只会看看《孙子兵法》,翻翻《水浒传》、《三国演义》!”说这话的,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凯丰,他强烈地支持着博古和李德。

 

  据黄允生查证《中共党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二期,毛泽东当时“翻翻《水浒传》、《三国演义》”倒确有其事,而《孙子兵法》却未曾看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毛泽东曾多次这样谈及:“当时党内有同志说我打仗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当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凯丰接着又谈起了马克思主义,他开始不断地引用马克思的话、列宁的话,以证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尔什维克。

 

  毛泽东反驳了凯丰,指出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博古、李德、凯丰为一方,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为一方,三比三。夜已深。博古宣告“暂停”。第一次会议结束。

 

  警卫们提着马灯,护送毛、张、王回新城。虽说骤然走出那炭火颇旺的会议室,朔风迎面扑来,是够冷的,但是毛、张、王心中却一片火热,因为从今天会场上的反应看来胜券在握了……会上白热化,会下也很热闹。

 

  聂荣臻回忆凯丰在会下向他游说的情景:“教条宗派主义者也想争取主动,积极向人们做工作。会前和会议中,凯丰——即何克全,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书记——三番两次找我谈话,一谈就是半天,要我在会上支持博古,我坚决不同意。我后来听说,凯丰向博古汇报说,聂荣臻这个人真顽固!”《聂荣臻回忆录》,上册,第二百四十六至二百四十七页,战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凯丰之所以前来游说聂荣臻,是因为他发觉,聂荣臻倒向毛泽东。聂荣臻在湘江之战以后,脚化脓,因此也坐担架,在担架队跟毛、张、王一起经常交谈。聂荣臻赞同毛、张、王的见解,难怪凯丰向他游说不悦而归。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和李卓然从桐梓过娄山关,赶到了遵义。他们也住进了柏公馆楼下,隔壁的一间屋子便是彭德怀、杨尚昆住。这时,彭德怀才第一次结识刘少奇。

 

  李卓然这人,平日不显山露水,其实他能武能文。一九三四年,中央苏区举行文艺演出时,他居然写出了剧本《庐山之雪》,剧中写红军大败坐镇庐山的蒋介石。那蒋介石由罗瑞卿扮演,红军将领则由林彪扮演。最初,戏顺利地演着,林彪照着李卓然写的台词表演。最后一幕是林彪审问蒋介石,林彪问了两句之后,自由“发挥”起来。幸亏罗瑞卿机灵,总算临时编词,把林彪对付过去——红军将领(林):

 

  “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罗):“是!”

 

  红军将领(林):“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罗):“我的飞机坏了。”

 

  红军将领(林)(从这一句开始,林彪“离谱”了):“你怎么长得那么瘦?”

 

  蒋介石(罗):“我成天算计着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红军将领(林):“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罗):“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坏了,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的观众笑得前仰后合,李卓然也笑出了眼泪。

 

  从那以后,林彪和罗瑞卿作为“演员”的名声大振,李卓然这位“编剧”也广为人知。李卓然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调去当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跟他当年“编剧”也有点瓜葛。李卓然和刘少奇到了遵义,就赶往新城,去看望毛泽东。

 

  毛泽东头天夜里,从炭火盆旁走上冷风飕飕的大街,受了风寒,感冒了。李卓然在一九八四年曾回忆:“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正患感冒,头上裹着一条毛巾,尽管在病中,但他仍然专注地倾听我的汇报。当我谈到部队已经怨声载道时,他笑笑说:‘怨声载道,对领导不满意啦?’我说:‘是的。’他又说:‘那你在会议上讲一讲,好不好?’毛泽东同志肯定了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并要我在会议上发个言。”李卓然:《难忘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的光芒》,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由于大部分与会者军务在身,白天忙于处理军务,会议总在夜间举行。十六日、十七日又接连开了两个晚上的会。彭德怀和杨尚昆在出席了十六日晚的会议之后,未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赶赴前线——那是因为柏公馆的那位柏辉章率师在遵义以南的刀靶水进攻红三军团第六师,战事紧迫,彭、杨出征。

 

  第二、第三个晚上的会议,仍然在柏公馆楼上客厅里举行。据伍修权回忆:在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批判很厉害。彭德怀同志的发言也很激烈。他们都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伍修权的回忆》,《遵义会议资料选编》,重庆华龙棋牌下载大学编印,一九八五年版。

 

  作为李德的“老校友”,刘伯承被李德撤过职,他指出:中国的国情和苏联不同,把苏联军事院校那一套正规战、阵地战的打法搬到中央苏区来,势必会惨败。刘伯承说:“没有本钱打什么‘洋仗’!毛主席是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李卓然作了发言,说部队对博古、李德那一套打法“怨声载道”。陈云、刘少奇在发言中,明确地表示支持毛泽东。向来稳健的朱德总司令,当面谴责了李德:“弄得丢了根据地,牺牲了多少人命!”朱德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周恩来举足轻重,在博古、李德受到批判时,他实际上是党内、军内最高领导人。他是遵义会议的组织者,正因为这样,给李卓然、刘少奇的电报是以“恩来”署名发出的。周恩来在通道会议上已经支持毛泽东,黎平会议时更与李德当面“顶撞”,此时他在发言中说“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卷,第二百八十三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其实,周恩来的支持,才是遵义会议上“关键的一票”!至于林彪,聂荣臻和伍修权回忆说他“一言不发”。但是,李德在《中国纪事》中则回忆说林彪“竭力操着粗暴声调”批判他。尽管不同人的回忆有着不同的印象,不过,有两件史实,可以很生动勾画林彪的形象:一九三四年春末,李德在红一军团视察时,曾与林彪作了一次深谈,建议他写一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的文章。林彪果真在这年六月十七日发表《论短促突击》一文,赞同李德的战略战术。可是,在遵义会议之后,被削去军权的李德“下放”到林彪的红一军团。据李德回忆,“林彪以一种不耐烦的态度接待了我”,“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过了几星期,在这期间他对我也几乎毫不过问”。与会者一个个发言,支持毛泽东,毛泽东赢得了明显的多数。会议的形势,如陈云在手稿中所描述的:

 

  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凯丰同志不同意毛、张、王的意见,A同志(即李德——引者注)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博古和李德,已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除了凯丰那一票表示支持博古和李德之外,二十位出席者中的十六位支持毛泽东。

 

  陈云的手稿中写及:扩大会议指出军事上领导错误的是A、博、周三同志,而A、博二同志是要负主要责任的。这样,既批评了“三人团”,又把“三人团”中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区别开来,指出李德、博古“要负主要责任”。

 

  会议进入第三个晚上,局面已经完全明朗化了。于是,着手进行最后的议题,即作出四项决定。这四项决定,并未见诸张闻天起草的会议的决议。直至陈云手稿于一九八五年公开发表,这四项决定才正式公布: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这四项决定,是遵义会议的重要成果。其中第一条,“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是指毛泽东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一步选为政治局常委。常委与非常委的区别在哪里呢?当时正处于战争环境,尤其是长征途中政治局委员们分散在各部队之中,不能经常开政治局会议,重大的事务由政治局常委决定。进入常委,意即进入中共领导核心。

 

  当时,究竟哪些人是政治局常委?无原始常委名单档案可查。不过,以陈云手稿为依据,可以巧妙而准确地“推算”出常委名单来: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表明毛泽东是新任常委。

 

  二、“扩大会议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表明周恩来是常委。

 

  三、“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表明张闻天、陈云也是常委。

 

  四、“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表明博古是常委。

 

  根据以上“推算”,常委共五人,即原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加上新选的毛泽东。遵义会议的第四条决定,是以组织决定形式的方式最终取消了“三人团”,并宣布剥夺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不过,遵义会议结束时,博古仍为中共中央负总责,只是他这负总责已很难开展工作了。战事匆急,遵义会议在一月十七日晚刚刚结束,柏辉章师已逼近遵义城了。趁着红军在遵义休整,蒋介石重新部署了追堵红军计划。红军在一月十九日撤出了遵义。这时的红军,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红军撤离遵义城之后,第一个回到柏公馆的是柏辉章的表弟余大勋。他来到二楼客厅,据他回忆:“餐桌仍在原处,四周有木椅、木凳和一张藤睡椅。”这便是遵义会议后残留的现场场景。博古在遵义会议之后,下台已成定局。终于,在一个“鸡鸣三省”的地方,博古结束了他的中共中央负总责的职位。

 

  周恩来曾十分清楚地说及博古交权的过程:

 

  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周恩来说及博古交权的地点:我们赶快转到四川、重庆华龙棋牌下载、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某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据考证,那个“一鸡长鸣,三省皆闻”的村子,是云南省威信县水田赛乡的一个村子。

 

  博古交权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即遵义会议结束半个多月后。

 

  在博古准备“交权”时,凯丰一再向他说:“不能把中央的权交出去!”

 

  “博古没有听他的,还跟凯丰说,应该服从集体的决定,这样他把象征‘权’的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了张闻天。”(刘英:《长征琐记》)这样,博古结束了自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起的三年零四个月的中共领袖地位,由张闻天接替。从此,张闻天成了中共中央负总责。在“鸡鸣三省”的那个村子里,只要毛泽东点一下头,他完全可以出任中共中央负总责。当时,周恩来、张闻天都力推毛泽东接替博古。但是毛泽东毕竟看得深远,鉴于种种因素,推举了张闻天: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要更换领导人,需经共产国际批准。毛泽东出自“山沟沟”,从未去过苏联,因此共产国际缺乏对他的直接了解。张闻天是“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原是王明、博古的密友,共产国际信得过。

 

  张闻天又具有很好的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自从他从“左”倾营垒中杀出来之后,便跟毛泽东紧密合作。在遵义会议上,张闻天站出来作“反报告”,立了头功。再则,如毛泽东曾说过的那样,“洛甫这个同志是不争权的”(王震在《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家——忆闻天同志》中转述在延安时毛泽东同他的一次谈话,载自《回忆张闻天》一书)。容易与毛泽东共事,也能团结别的同志一起共事。毛泽东的眼力不错。此后,张闻天担任中共中央负总责长达八年之久,与毛泽东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共事关系。走笔至此,不能不追溯到半个世纪前在上海发生的一幕,竟在无意之中给毛泽东帮了大忙,为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党内问题提供了机会……

 

  一九三四年的上海,中央地下组织面临着最为严峻的“围剿”。

 

  自从中共临时中央在一九三三年初迁入中央苏区之后,上海设立中共中央上海局。共产国际通过中共中央上海局,与在中央苏区的中共临时中央取得联系。卢福坦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他于一九三三年四月被捕,后来叛变。于是,康生被指定为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由于形势日益严重,康生和妻子曹轶欧一起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中旬离沪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离去后,李竹声任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差不多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同步进行,中统特务加紧了对中共中央上海局的侦察、搜捕。

 

  一九三四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上海局被侦破,书记李竹声落入中统特务手中。李竹声叛变,又使一批中共地下党员落网。盛忠亮成为李竹声的继任者。一九三四年八月,这位上任才两个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也被逮捕。起初,盛忠亮受审时一言不发。中统特务知道他与秦曼英感情很好,而秦曼英已与李竹声同案被捕。他们劝降了秦曼英,让秦曼英跟盛忠亮见面,这促使了盛忠亮叛变。中统特务知道了盛忠亮家的“警号”。所谓“警号”,便是窗台上的一盆花、窗口挂着的一件雨衣之类,一旦取掉,表示出事。中统特务“保护”了盛家的“警号”。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见到“警号”依在,进入屋里,当即落入中统特务手中。

 

  武子明的被捕,使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电联系。于是,在瑞金的中共临时中央,也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之间的无线电联系。本来,王明通过无线电报“遥控”瑞金,这下子鞭长莫及了!李德对此事极为遗憾,他在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写道: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指与粤军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引者注)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李德所说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由此,王明无法再对中共中央发号施令,只能在莫斯科干着急。由此,博古、李德无法用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王明)这张王牌来压服毛泽东。由此,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由此,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这一系列的会议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举行。由此,遵义会议得以顺利地批判博古、李德,得以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削除军权。由此,中国共产党可以不经共产国际的批准,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领袖——张闻天接替了博古。

 

  张闻天从“鸡鸣三省”的那个小村子起,实际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并没有这样的称谓。这是因为自向忠发被捕后,中共中央便不设总书记。博古的实际职务也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张闻天接替他,因此也只称“中共中央负总责”。这在当时陈云的手稿中,就已写得很明白:“在由遵义出发到威信的行军中,常委分工上,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此后,张闻天还曾公开发表启事,否认他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之称。那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二日武汉《新华日报》在第一版所载《张闻天(洛甫)启事》:广州《救亡日报》三月二十七日载有署名洛基者所写的所谓“张闻天论抗战诸问题”。洛基君指此稿为他在二月十二日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先生之谈话”,本人特郑重声明:

 

  (一)该谈话发表未经本人允许,记录内容未经本人看过,因此,本人对该谈话不负任何责任。

 

  (二)中共中央设有由数同志组成之书记处,但并无所谓总书记。

 

  也就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在进行常委分工时,开始授予毛泽东以军权。陈云手稿中写及:“以毛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表明毛泽东可以着手过问军事,虽说还只是周恩来的“帮助者”。博古呢?他在失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职后,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委员职务。自一九三五年二月七日起,他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

 

  张闻天走马上任中共中央负总责之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通过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们二月五日在那个“鸡鸣三省”的小村子里刚开过常委会,翌日行军至扎西镇,又接着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从二月六日开至二月八日。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史称“扎西会议”。扎西是云南省东北部、赤水河上游的一个镇。从一九三六年起,那里设立威信县,县政府设在扎西镇。威信县地处云南、重庆华龙棋牌下载、四川交界处,可谓“鸡鸣三省”之县。二月八日遵义会议的决议,在扎西会议上通过。正因为这样,决议的标题之下,醒目地标着“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只是由于最初找到的那个油印本,上面少了一横,印成“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造成莫大的历史的误会,使历史学家们徒费了许多脑筋。

 

  扎西会议通过了遵义会议决议,至此,遵义会议才算最后完成。作为遵义会议的精髓的,是遵义会议决议。研究这份决议的三种不同的“归宿”,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它被收入《六大以来》一书(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那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它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它被收入一九四八年晋冀鲁豫中央局编印的《毛泽东选集》,成了毛泽东著作,那也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的核心思想是毛泽东的。

 

  它又被收入一九九○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文集》,成了张闻天著作,这也还是说得过去的,因为它是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这三种不同的“归宿”,综合起来,倒是说出了一个意思:遵义会议决议,是根据毛泽东的思想和观点、由张闻天执笔写成的中国共产党重要的历史文献。如果要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以毛泽东的思想、观点为主,内中也包括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陈云、刘伯承等遵义会议出席者的贡献。

 

  遵义会议决议共分十四节,长达一万三千余字,是在张闻天的“反报告”提纲的基础上写成的。由于遵义会议决议太长,不便于以电报发往各处,于是又由张闻天加以压缩,写成提纲式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粉碎五次“围剿”战争中经验教训决议大纲》,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于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发出。这一大纲与遵义会议决议内容完全一致,也表明遵义会议决议是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八日通过的。

 

  毛泽东很懂得策略,在遵义会议决议中,特地写上“一年半反对‘围剿’的困苦斗争,证明了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即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这样,大大减少了遵义会议的阻力。因为在一次政治局的扩大会议上,去否定一次中共中央全会的政治路线,显然是艰难的,组织手续上也不完备,所以毛泽东聪明地只限于军事路线的讨论,而且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把他们“轰下台”,同样达到了否定王明路线的目的。遵义会议决议刚一通过,就开始向基层传达。不过,传达时很注意对李德、博古点名的范围。如陈云手稿中所写:

 

  决定决议到支部讨论时,指出华夫同志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中才能宣布博古同志的名字。也就是说,对李德的点名范围广,在全党范围内;而对博古的点名只限于“团以上干部”,因为博古毕竟还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月十日,首次向团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议,是在扎西会馆门前的操场上进行的。那时,刚刚过了春节(正月初一是二月四日),阴冷的天下着蒙蒙细雨,可是干部们在雨中听得聚精会神,忘了冷也忘了雨。

 

  作传达报告的是张闻天。像李维汉这样重要的中共高级干部,也是直至此时,才知道遵义会议的情况。如他所回忆:听完传达后,我才知道遵义会议揭发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批评了博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进行辩解的错误,肯定了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通过了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我一听完传达,首先起来发言,表示完全拥护遵义会议的决议,同时不点名地批评了凯丰对遵义会议的错误态度。我发言后,凯丰自己站起来说,“谁正确,谁错误,走着瞧!”……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册,第三百五十三至三百五十四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这时,坐在院子里的潘汉年,捣了捣坐在他一旁的刘英。消息灵通的潘汉年,知道刘英正与张闻天热恋。刘英颇为爽快,走上了台,指名道姓批评了凯丰。凯丰曾是她的上级。她批评了凯丰在共青团中央“总是宣传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如何如何正确”,并“强调客观困难,总是说第五次‘围剿’是蒋介石亲自指挥,又有德国顾问,又有一百万大军,好像反‘围剿’失败不是战略方向和军事指挥的错误”。刘英回忆道:我批评之后,凯丰接着上台讲话,说:“刘英同志批评正确,我接受。我用那样的思想去影响同志,是不对的。”态度很诚恳。刘英:《难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杂志一九八六年第四十一期。这样的传达进行了好多次。不光是张闻天进行传达,毛泽东、周恩来、陈云也作传达报告,这使遵义会议决议贯彻到全党、全军。

 

  历经烽火弹雨而被保存下来的红军日记,成了珍贵的原始文献。当时任少共国际师师长的彭绍辉,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记道:晚上军团直属队开排以上干部会,由毛主席报告中央扩大会议的决定(即遵义会议决议——引者注)。毛主席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单纯防御路线,短促突击,分兵把口,不让敌人进占苏区一寸土地等,都是错误的。而“反攻”以来(指长征以来——引者注)这个错误还在发展,变成了退却逃跑,叫做“叫化子打狗——边打边跑”,也是错误的。我听了这个报告非常高兴,许多过去有怀疑、不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明确的答案。

 

  彭绍辉:《长征日记》,《遵义会议纪念馆馆刊》,一九八七年第二期。

 

  萧锋在他的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则写道:听完传达后,分组讨论了两天。广大干部对机会主义者错误指挥造成的损失很不满,有的气得直冒火。上级指出,主要是总结经验,不要过多责备个人。我们贯彻遵义会议精神,就是要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高举苏维埃的红旗,克服困难,搞好创建黔滇川边苏区的工作,执行北上抗日方针。

 

  萧锋:《长征日记》,第四十八页,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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